日本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安保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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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日本與美國改簽《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安保條約》）。由於《安保條約》內含有包括容讓美國擁有駐軍基地等條款，引起了大批日本民眾的抗議和反對。日本民眾甚至包圍了國會，要求首相下臺，然而最終仍然無法阻止《安保條約》的簽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麥克•亞瑟領導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接管日本政府，日本進入美軍的“佔領”時期。1951年，48個國家在美國簽署《三藩市對日媾和條約》，宣告日本與簽字國之間戰爭狀態結束。原本GHQ應當在條約生效後撤出日本，但由於蘇聯等幾國或拒絕在此條約上簽字、或沒有出席會議，而朝鮮戰爭又已經爆發，在業已拉開的冷戰大幕下，日本的戰略地位對於美國而言顯得尤為重要，同時日本政府則希望全力發展經濟，不如索性將國家防衛託付過美國，於是兩國在三藩市簽署合約的同時，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日美同盟關係正式形成。1951年4月，和約生效，日本恢復主權，而美軍佔領軍則根據安保條約轉為駐日美軍，繼續駐軍日本。
然而安保條約的簽署使得日本實際成為美國的附屬，在冷戰的背景下，日本人開始擔心本國被再次捲入戰爭的可能。“那是面對超級強權對立下（美國與俄國），日本藝術家與知識份子一個情緒高漲的時期，因為這些強權應該替原子彈戰爭所帶來的近距離破壞威脅，直接地負起責任。” 另一方面，“戰後日本，乘著高度經濟乘著的浪潮在生活上急遽地‘美國化’，並且透過大眾流行文化滲透到日本人生活的每一個日常角落。” 許多知識份子則對這種狀況深惡痛絕，認為“歐美也要為其利用西方生產模式，所製造出來破壞日本自然環境的科技，負擔起全責，因為這些技術擾亂日本人民與自然之間傳統的‘神聖界限’，並且散播異化、去人性、失去自我認同的社會氣氛。” 同時，駐日美軍的犯罪事件、美軍基地周圍的衝突事件又不斷發生。就這樣，在50年代的日本，戰爭的威脅、文化上民族本位思想的興盛、不斷發生的社會事件，合力使得日本知識界凝聚起了一股強烈的反美情緒，以大學校園為中心在全國蔓延。
這種情緒在1959、1960年之間找到了絕佳的突破口。根據1950年安保條約簽署時的規定，條約將在十年後進行換約，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需要赴美簽署條約，而此人亦有意使條約以後每隔十年自動換約，亦即使安保條約永久化。為阻止條約簽署，日本的大學生以“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全學聯）為領導在各地掀起學運，開始了著名的“安保鬥爭”，包括1959年末的“絕食風暴”，1960年1月阻止岸信介飛往美國的神田機場靜坐等。1960年5月岸信介內閣強行通過條約，使得安保鬥爭急劇高漲，接連發生了650萬人抗議，包圍羽田機場美國總統秘書，7000名學生沖進國會議事廳等一系列事件，而在衝擊國會事件中，東京大學學生樺美智子的死亡事件，則使得矛盾被激化到最高潮。最終，條約自動生效，而岸信介在兩國交換條約批文後宣佈辭職。
“最讓我關注的是60年的反安保鬥爭。在查閱相關歷史的時候讓我對我國處理某些事情的做法產生一些微妙看法。相關歷史是這樣的，執政黨自民黨在國會強行裁決“日美安保條約”，日本國內的反對情緒被激化，以社會黨，學生為主的示威連日在國會周邊舉行，並擴大到全國。在國會周邊，學生與員警發生衝突，導致一名東京大學學生死亡。雖然有三十三萬人包圍了日本國會，但是條約還是生效了。很欣慰的是日本並沒有隱瞞這段歷史。我在查詢資料時，相關照片，文字記載，很清楚地擺在我的面前。我想，在今天的國內，想做到這一點還很難。
當我與近世文學教授渡邊先生談論起這段歷史的時候，聽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回憶。渡邊先生今年六十左右，他的青春正好經歷著60年代。他說，那個時候的日本受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影響比較大，日本共產黨在那個時候還是很有勢力的，尤其對年輕學生的影響。反安保鬥爭就是年輕學生在社會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並且，那個時候的學生非常的崇拜毛澤東，很多人的書包裡都裝有毛澤東選集（毛澤東的個人傳記？）。並且很多青年嚮往北朝鮮，認為那裡是革命的聖地之一。有人還偷偷的跑到北朝鮮再也沒有回來。但在七十年代以後這種影響逐漸減弱。我以前也看過美國等西方國家60年代青年人崇拜毛澤東的報導，日本有這樣的事情，這還是第一次聽說。 ”
“1960年1月19日，日美兩國簽署新《日美安保條約》。與舊《日美安保條約》相比，它增強了日美關係的對等性，很大程度上糾正了舊條約不平等的條款和內容。但是日本國民最關注和敏感的幾個問題卻沒有得到解決：1.駐日美軍、美軍基地和刑事裁判權問題；2駐日美軍基地核武器化問題；3.琉球和小笠原群島歸還問題。尤其是新條約的適用區域問題擴大了日本捲入戰爭的危險性。自日美開始修約談判起，日本國民就掀起了戰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即安保鬥爭，也被視為日本革新(左派)與保守(右派)兩派的大鬥爭。
1959年3月，日本134個社會團體召開大會，自發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到1960年3月，參加國民會議的組織已達到1633個。4月26日，國民會議展開第十五次統一行動，舉行請願、集會和示威。國會收到請願書17萬封，參加請願的人數達到330萬人，成為日本歷史上“空前的大請願”。5月9日，國民會議又進行了第十六次統一行動，提出解散國會和對岸信介內閣得不信任案。鬥爭逐漸進入高潮。由於美國總統艾森豪預定6月19日訪日，而條約要在國會通過30天后才能自動生效，所以日本國會最遲要在5月20日前通過該條約。岸信介政府和自民黨5月19日深夜決定強行通過該條約，使安保鬥爭急劇高漲。5月26日，“空前的國會示威”。6月5日，650萬人的抗議活動。6月10日，包圍羽田機場美總統秘書。6月15日，580萬群眾參加抗議條約簽字和美國總統訪日活動。當晚，7000名學生沖進國會，與3000名防暴員警發生衝突，一名東京大學女大學生被打死。矛盾進一步激化。6月16日，岸信介政府請求艾森豪延期訪日，直至取消。條約自動生效當晚，33萬示威群眾包圍國會，阻止條約生效。岸信介內閣在安保鬥爭中完全喪失了人心，日美兩國交換條約的政府批文後，岸信介宣佈辭職。
聲勢浩大的日本安保鬥爭雖然沒能阻止條約的生效，但卻促使岸信介內閣下臺，艾森豪總統終止訪日。更重要的是，它極大地震動了美國政府，促使其認真研究日本國內形勢，重新探討美日關係，及時將對日政策做出重要調整，緩和緊張局勢。”
“ 安保鬥爭，字面意思是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鬥爭。
事件起因：1951年，日美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舊安保），當時正是朝鮮戰爭時期，一方面出於戰爭需要，另一方面作為將來長期的對抗中國和蘇聯的基地，美國強烈希望日本儘快恢復正常國力。因此簽定這份安保條約，將日本的防衛交與美國，使日本盡可能地全心全意搞經濟建設。
而此後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1955年時，主要經濟指標己經恢復至戰前水準。1957年3月，保守派的岸信介就任首相；1958年，經國會改選後，岸信介第二次組閣，此後開始了修改安保條約的行動。1960年1月岸信介訪美，與艾森豪政府達成協議；同年5月19日，新安保條約在日本國會強行通過。
岸信介這個人，客氣的說法是保守派，不客氣的說法，就是“右翼+見風倒+黑社會”。二戰中曾加入東條英機內閣；1944年東條內閣倒臺，1945年3月，日本戰敗己經很明顯的時候，竟然加入了反東條英機的組織。美軍進駐日本後，岸信介被美軍逮捕，並被定為“A級戰犯嫌疑人”，後來因為是文官，而且出於美國的反共需要，這個罪名沒有被坐實。
二戰之後，日本國內有非常強烈的反戰情緒。因此岸信介做首相內閣始終不被國民信任。而岸信介內閣修改的新安保條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日美共同防衛，如果駐日美軍受到攻擊，日本有義務協助美軍共同防衛，即使這個攻擊是針對的美軍而不是日本”。這樣改修後的安保協議，有把日本再次拖入戰爭的危險，而且可能是本來與日本無關的戰爭。
“反戰”，是日本安保鬥爭最原始的出發點。而在新安保條約被國會強行通過後，許多日本國民認為，日本的民主主義受到了威脅，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安保鬥爭中。所以這次鬥爭，實際上可以形容為日本人民為保衛日本的和平與民主主義，而與右派政府進行的鬥爭。
1960年6月15日，有大約10萬人的示威群眾在日本國會大樓和美國大使館前集會，其中有大約2萬名激進的學生破壞了國會南門，約1500名學生沖進了國會，隨後被員警驅逐出來。在這次衝突中，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死亡。
美國駐軍一直有嚴重的紀律問題，因為他們即便犯罪也不受日本法律約束。但他們也經常因為胡作非為而自食其果。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日本員警在救助一名被憤怒群眾拋入皇宮前水池的美國士兵。（見下圖）
在《日美安保條約》生效前，日本民眾和美軍的衝突就很多。這是1958年8月，日本內灘民眾反對美軍建立靶場的抗議活動，可以看到當時的日本員警依然穿著舊式服裝。這場鬥爭以靶場依然建立，但只使用三年而結束。
而從1959年開始討論的“重修日美安保條約”，使駐日美軍問題成為日本社會的焦點。日本人紛紛認為如果能夠就此廢除日美安保條約，則會成為重新界定日美關係，恢復主權的一個契機。當時媒體評論稱“這一問題使日本社會發生了分裂”。不過，最初的示威活動還是比較柔和的。這是1959年8月，日本的母親們唱著“阻止改訂安保條約”的歌謠在東京街頭遊行。
1960年1月15日，岸信介首相前往美國參加新安保條約草約簽訂儀式，700名學生到羽田空港靜坐抗議，並與警方發生衝突。此後，在日比穀公園爆發了兩萬人的大規模集會
5月20日，自民黨在美國方面的壓力下，不顧民眾反對在眾議院利用席位優勢強行通過條約。社會黨對此堅決反對，但被員警強行驅逐出議會，這個驚人的舉動使日本議會暫時癱瘓。
憤怒的示威者認為政府無視國民的聲音，從21日開始包圍國會，要求召開“國民會議”重新討論安保問題，26日，圍攻日本國會的示威者達到11萬多人。
6月15日，感到對美國沒有辦法的示威者轉回國會，繼續對日本政府進行鬥爭，並試圖突入國會內，與員警發生對峙。主導這次衝擊的是左翼組織全學聯。
當日下午五點，右翼組織維新行動隊也開始衝擊國會，350名隊員中，有120名成功沖入。結果，與部署在那裡的警方行動隊發生衝突，包括多名女明星在內的數十人負傷。安保條約同時遭到左翼和右翼激進組織的攻擊，在日本政壇頗屬罕見。
衝突中，很多示威者和員警受傷，一名女大學生樺美智子受傷後死亡，這一天因此被稱為“血的抗議日”。
岸信介隨即宣佈辭職。無論吉田茂（二戰後曾任日本首相）還是岸信介，都很清楚當時日美的地位關係之下，不簽訂這一條約是不可能的。美國不會因為日本民眾的反對而改變其全球戰略。所以，夾在中間的岸信介只好充當“惡人”的角色了。接替他的是他的親兄弟佐藤榮男。
但是，岸信介無法洗刷自己簽訂安保條約的“惡名”，一個月以後，右翼刺客將其刺成重傷。儘管未能阻止安保條約的簽訂，但是簽訂條約的首相畢竟下臺了，反對安保條約的抗議至此才慢慢平息。
好多日本當代作家會拎安保鬥爭黎做題材
例如村上春樹
《1Q84》裏的文藝雜誌編輯小松是東京大學文學院畢業生，在村上春樹筆下是當年安保鬥爭的學生幹部。村上春樹描述的小松冷漠得孤芳自賞，對六十年代初的那段鮮血和理想交織的激情留在心坎深處。《1Q84》這一內容，讓讀者有著更想對那段火紅年代刨根究柢的懸念。 日本戰後震動全球的安保鬥爭有兩次，第一次在一九六○年，當時日本和美國簽訂安全保障條約，這是取代二戰後美國佔領軍與日本的協議，要旨是把美軍在日本的活動規範化，說穿了，這是為美軍留在日本名正言順化。日本社會掀起極大爭議，以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學生為主的反對安保條約力量發動大規模示威，與日本警察爆發極其激烈的暴力衝突。最高峰時，包圍在國會議事堂外的群眾達三十三萬人，日本工會也支持反對安保條約，五百萬人參加全國大罷工。這場日本戰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牽頭的不是社會黨這些中間偏左政黨，而是天之驕子的東大和京大學生。第一次安保鬥爭時村上春樹只有十一歲，但顯然這次良心之戰使他留下不能磨滅的記憶。
「安保鬥爭」四字 重見天日 說不能磨滅，是因為當時日本首相岸信介決心要簽訂安保條約，下令日本軍警強力鎮壓，大批東大京大學生被打得腦震盪，東大文學部女學生樺美智子被警察活活打死，事件迅速成為日本進步力量和保守力量正面衝突的觸媒。村上春樹在《1Q84》讓書中的虛構人物直接去到一九六○年現場，《1Q84》第二章是這樣介紹當年是東大學生幹部的小松出場，「聽說樺美智子參加遊行，被警官隊毆打致死的時候，他就在旁邊，他自己也負了不輕的傷」。村上春樹把日本學生運動的第一個死亡學生樺美智子寫進《1Q84》，還和書中的其中一個角色小松有著戰友的關係，這令到塵封多年「安保鬥爭」四個漢字重見天日，更是使得《1Q84》成為一部比起以往村上春樹作品都不一樣的動人心弦之處。 村上春樹為什麼要把裕仁和安保鬥爭在書中復活，遍覽村上春樹近期的訪問都不見端倪，這是訪問的疏忽，對一部甫出版即銷逾百萬套的作品而言，作者在書內準備帶出的哪怕是星星之火的一絲理念，都隨時可能引發全國層面的共鳴。就此一點，這些訪者負上了不可推脫的責任。當我們自己動手從更廣袤的歷史觀照來審視《1Q84》及其背後理念，訝然發現村上春樹這次走上了日本近代社會運動史的道路，與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兩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相比，應該說，村上春樹是遠離唯美派的川端康成而親近現實主義的大江健三郎。
或許是過敏，我總覺得一九六九年進入早稻田大學的村上春樹，與一九六九年第二次安保鬥爭以及其後動地震天的二十年，至少在心靈上有著極密切關係。村上春樹一九六九年考進早大，一九六九年也是日本準備確認安保條約的年頭，第二次安保鬥爭就是在這一年爆發，大學生義無反顧挑起這一話題的主軸，成為日本良心的脊樑。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之外，日本大學和明治大學的學生都捲進這場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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